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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届东亚科学、技术与社会国际论坛

  2019年11月2日,由金博188官网主办的“第14届东亚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and Society,STS)国际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济济一堂,围绕东亚的科技、社会与学问问题,就如何应对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挑战,以及促进东亚地区的合作与发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本届论坛分为四个分会场。第一场在东道主北京大学周程教授的主持下拉开帷幕。韩国汉阳大学教授宋相庸做了题为“李约瑟的多面性”的主题报告。宋教授回忆了自己与李约瑟的交往经历,分享了一批珍贵照片,高度赞扬了李约瑟对于东亚反法西斯运动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李约瑟由于反战热情而受到叛国罪指控的问题的复杂性。

  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塚原东吾在题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日本科学史”的报告中延展了关于李约瑟的讨论。塚原教授利用比较的视野,展现了李约瑟的著作在中国、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不同地区对于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影响,尤其着重讨论了日本科学史的历史发展脉络。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士永做了题为“溯源当代东亚国际卫生”的发言。刘教授从“国际卫生”(international health)和“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两个概念出发,讨论了历史上东亚国家对于几个关键的全球性卫生机构的理解,以及其中的学问和政治问题。通过对东亚国际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国际合作历程的分析,演讲凸显了全球医学概念在各地区的不同内涵,提醒与会者关注医疗概念中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张力。

  香港大学教授冯锦荣的报告题目为“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科学共同体的建立与中国气象事业的学问互动:以高鲁(1877-1947)与竺可桢(1890-1974)为中心”。冯教授分别追溯了高鲁和竺可桢的生平,关注两人的成长环境、学习经验和工作经历,考察了两人对于气象观测的贡献,并由此考察科学体制化的建立。冯教授认为,“科学体制化”的重要前提是作为特殊社会角色的科学家(scientists)的出现,高鲁和竺可桢充分展示了这一前提的关键性。

  第二场由韩国首尔大学教授洪性旭(Hong Sungook)主持,共由五位学者发言。东京工业大学教授调麻佐志做了题为“日本人如何‘消费’基因编辑技术: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的影响”的学术报告。他搜集了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之间日本人的相关推文,通过社交媒体分析与自然语言处理等方法,揭示了日本人对发生于中国的“基因编辑事件”的态度。

  北京大学周程教授的学术报告以“社会环境对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影响”为题,从出生年代分布、受教育情况、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的年代分布等因素出发,分析了2000年以来日本的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群体特征,以及诺贝尔奖“井喷”背后的学问土壤。他认为,在拔尖人才培养和原创成果产出方面,全面改良科学技术创新“土壤”比定向培养科学技术创新“苗子”的成效更大。

  东北大学的陈凡教授与王健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论技术社会化与技术创新中国化”。报告阐述了社会技术化的概念,并指出通过技术创新的中国化,带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理论将会逐渐在世界科技创新学术领地占有一席之地。

  韩国西江大学教授Chong Chaehyun的报告题目为“儒家圣人人工智能或儒家人工道德行为者”。他认为围绕儒家圣人的“情”的概念来构建儒家圣人人工智能,可以缓解当代社会对人工智能的焦虑,提供关于人类道德教育的富有成效的见解,是人类繁荣的一个重要实验。

  北京大学丛亚丽教授的学术报告以“生物医学技术发展的学问差异初探”为题。报告分析了现有的生物医学管理条例,指出其中的许多内容多是基于风险管理思路而提出的,而这一管理思路敬重/保护了人类与风险控制之间的矛盾,却忽视了对于风险的判断存在着地区差异。

  第三场共四组报告,由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塚原东吾主持。首尔大学教授洪性旭做了题为“韩国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包治百病的人工智能”的报告。报告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如何在韩国兴起和流行为中心,梳理了韩国的信息技术从智能信息技术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演变,探讨了以人为中心的智能信息技术的广泛的社会应用。

  清华大学杨舰教授的报告题目是“STS视角下的抗战科学技术史研究”。报告以中国科学家怎样参加了抗战、在战争的环境中怎样发展了科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科学共同体如何合作等问题为中心,从三个案例——陶葆楷与战时中国的军事卫生工程、沈同和李约瑟与战时中国的营养学研究、战时中国的军事心理学研究——对上述问题进行解读。

  山西大学教授高策的报告以“后真相时代的技术与社会”为题,指出继前真相时代和真相时代之后,大家当前的科学技术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即建立在以量子力学为基础的不确定性原理之上。未来科技的发展中理论可能滞后于技术,科学革命可能发生在技术革命之后。

  清华大学洪伟教授的报告“从清洁炉灶到乡村振兴:中国的反政治机器”用社会学的视角讲述了清洁炉灶在延安农村推广的过程。通过对十多户农户使用清洁炉灶的跟踪调查,洪教授发现西北传统的灶炕技术体系与生活紧密相关,外来的清洁炉灶很难嵌入旧有的体系中。然而清洁炉灶项目却加强了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企业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有效的联结。

  论坛的第四场为圆桌讨论。在清华大学教授杨舰的主持下,与会代表针对东亚地区是否需要建立一个区域性的东亚科学技术与社会学会组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塚原东吾回顾了东亚科学、技术与社会国际论坛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这个自发的组织已经取得的成就。进而他提出是否要把这个自发的组织建制化、如何建制化、以及如何维持等重要问题。东京工业大学教授调麻佐志以日本为例,追溯了日本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发展历史,认为必须敬重不同国家和地区STS发展的共性和独特性。首尔大学洪性旭教授指出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历史学问上存在共性,但也有不同,因此需要一个区域性的国际学术组织,促进STS在东亚各国和地区间的比较研究。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Kim Fortun对在东亚建立一个STS区域性学会充满期待和信心。她认为这样的组织能够让学者们的研究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有利于保存和书写STS在东亚独特的发展史,可以为诸如能源、环境等区域性和共性问题的讨论提供平台,以及有助于新一代年轻学者的成长等。她鼓励学会用设立各类奖项和开展暑期培训班等形式来促进跨国、跨区域的交流和合作。

  山西大学教授高策先容了山西大学STS所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状,指出学会只有寻找一些共同的命题才能持续发展,从而也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撑。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士永先容了台湾发展STS的经验。他认为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学会非常重要,并且学会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机构所在地。香港大学冯锦荣教授分享了他在香港参与STS的研究和建设的个人经验,提出需要吸引更多的经费支撑。东北大学的王健教授先容了STS在中国的情况以及东北大学STS研究的特点。她认为东北与日本和韩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很多区域性研究的话题,但同时也存在特殊性。东亚的STS能够调动自身学问特色,发展出有别于西方STS的路径。STS领域也需要更加开放和包容,可以请科学家、工程师等参与进来。

  清华大学的洪伟教授讲述了清华科技与社会研究所被裁撤的遭遇,以及清华STS学者如何应对挑战、继续STS研究的现状。北京大学赖立里教授强调了学会不仅要在组织机构上,而且要在概念上突出STS的东亚性。北京大学陈海丹教授从个人经历出发,先容了世界各国和地区STS的发展状况。北京大学姚靓助理教授建议东亚STS学会组织可以加强与诸如技术史学会(SHOT)在东亚的区域团体的联系与合作。

  最后,北京大学周程教授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总结,提出北京大学将以老一代学者为基石、新一代学者为承接,把中国的STS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希翼世界共享资源、积极合作。

  金博188官网姚靓、黄蓉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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